傅吾康：开启德国中国学研究先河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深入人心。与之相反的，还有不为人熟知的“中学西播”，成为中国文化在异域文明新的参照系，推动形成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汉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位在华工作生活13年，他就是“为中国着迷”的傅吾康。他率领的汉堡学派，开启德国中国学研究先河，让“中学西播”与时代同步，将德国的传统汉学推动到传统汉学与新兴“中国学”并驾齐驱的学术格局，成为海外汉学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流派。

　　(一)

　　傅吾康自小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父亲福兰阁在德国汉学界享有“元老”之誉，其多卷本《中华帝国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传甚广的中国通史。傅吾康家里全是中文书籍、中式家具和精美工艺品，他也自然而然地选择汉学作为终生事业。在汉堡大学，傅吾康接受福兰阁高足颜复礼教授、中文口语老师商承祖的教导，学会了文言文、汉语口语和毛笔字。随后，他跟随著名汉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尔克进行专业学习，认识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伟大。

　　1931年，傅吾康转到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次年通过文凭考试，随后转入柏林大学汉学系继续深造，接受古汉语语言和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系统训练。1935年，傅吾康回到汉堡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荷兰莱顿大学的戴闻达教授亲自撰文书评，给年轻的傅吾康莫大的鞭策。这篇论文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博士毕业后，父亲交给傅吾康一项工作——用德语翻译胡适的一篇长文《说“儒”》，译文以《胡适关于儒的起源及其与孔子、老子的关系》为名发表在卫礼贤创办的《汉学特刊》，文中强调了胡适的观点：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派，而是革新家。这直接影响了雅斯贝尔斯等德国哲学家。

　　正是由于傅吾康翻译的这篇文章，雅斯贝尔斯了解到孔子的主张，从而为他1949年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观念提供了重要论据。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在北纬30度上下，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

　　(二)

　　1933年开始，由于纳粹在德国上台，一些德国汉学家陆续来到中国。1937年3月，25岁的傅吾康离开德国，踏上去往魂牵梦绕中国的轮船，5月底到达北平。通过父亲诸多朋友、学生的帮助，傅吾康加入中德学会。傅吾康先后担任中德学会助理、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务。从1938年至1944年，共编辑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20余种，为中德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北平让傅吾康的汉学研究“落地”。他通过旧货交易淘到一些十七八世纪的封赏诰书，又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阅许多史料，1941年底完成论文《清朝世袭制度中的诰封》，发表在《华裔学志》。他还在这个杂志发表研究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阮元的论文。

　　为了广泛收集史料，傅吾康根据当时北平习俗，每周固定一天在家里接待书商。他先告知书商自己的兴趣范围，书商送来相应的书籍供他浏览，他留下感兴趣的书籍阅读，书商下次来时详谈价格，经过一番砍价后最终买下。通过这种“收书”方式，他买到了不少书，起初侧重于购买清朝通史，尤其是晚清对外政策原始资料，后来集中于明史资料，买到了非常珍贵的明刻本。通过买到的1940年版《明实录》，他撰写论文《明各朝实录的纂修及现存抄本考汇编和流传》，发表在中德学会杂志《汉学集刊》第1期。1943年秋季，他还到日本寻找明史手稿及相关原始版本和手稿资料，在私人图书馆、宫廷图书馆找到了不少书籍和手抄本，买到了很多价值很高的日本汉学书籍。此外，他多方调查，查阅相关笔记，并向中国图书馆学者吴丰培、谢国桢、赵万里等人请教，为后来的明清史研究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傅吾康赴成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两年后，傅吾康接受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冯至教授邀请，担任德语教授。傅吾康在北大的教学很顺利，与同事季羡林、向达、田德望等来往密切。有一次，他去清华大学拜访明史专家吴晗，吴晗当时正在着手出版《朱元璋传》，他将大量明史原始资料的引文写在卡片上，让傅吾康非常赞赏。他还两次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演出的曲目《凤还巢》和《霸王别姬》令他印象极为深刻。他认真观看和倾听，感受到中国戏曲和西方戏剧的不同，欣赏着中国戏曲富有美学的艺术表演。

　　(三)

　　1950年5月，傅吾康启程回德国，出任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汉学界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占据一席，另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和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为首的莱比锡学派。汉堡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高校，再加上傅吾康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傅吾康汉学著作颇丰，1947年发表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汇考(1368—1644)》，回德国后又出版《中国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1851—1949年间的中国百年革命》《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代表作《明代史籍汇考(1368—1644)》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明代史籍，是西方汉学家们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他的一些观点源于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思想，在《1851—1949年间的中国百年革命》中，提出中国历史是一个连续而不是割裂的过程。他从中国古代典籍入手，发现几千年前的《易经》里便有“革命”一词的存在。通过五行学说、汉代纬书以及孟子“君轻民贵”思想等相关论据，证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概念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中国文化的传承。

　　与许多国外汉学家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有些汉学家认为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不具备学术性，傅吾康与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论，认为这种观点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和他的父亲福兰阁高度一致，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在潜心治学之外，傅吾康还为德国汉学发展作出了诸多努力。他创办著名的东亚学术杂志《远东学报》，为汉学研究者提供论战舞台;倡导德国大学设立汉学研究机构，亲自创办德国汉堡亚洲研究所;培养一批德国汉学学科带头人，指导22人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其中不少人已享誉国内外。

　　20世纪60年代，傅吾康曾接受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创办中文系，培养华文人才。1977年退休后，他应聘到马来亚大学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通过收集整理东南亚华人碑刻塔钟，在文莱发现了早期穆斯林墓地的墓碑，时间是南宋景定甲子，即1264年，其主人是来自中国泉州的祖籍阿拉伯或波斯的“蒲”姓官员;在苏门答腊岛发现了1469年至1470年间的大钟;还有大量十六七世纪的华文铭刻资料，为研究东南亚地区历史，特别是关于东南亚华人及其海外组织、习俗和信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资料。

　　1979年，傅吾康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见到了冯至、张天麟、季羡林、王锦第等老朋友。此后，他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继续研究中国历史。2007年，这位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史的德国汉学家溘然长逝，结束了他不同凡响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