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

　　坐落在河北省昌黎县的五峰山距离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大黑坨村不及40公里，被李大钊誉为“人间奇境”，其长女李星华称之为李大钊的“第二故乡”。李大钊生前曾多次登临五峰山，长则数十天，短则当日往返。五峰山是李大钊经常参观游览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作之地，还是他危难时刻的避难所。

　　立志救国救民之处

　　1907年8月，李大钊顺利通过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的入学考试。他意气风发，怀着对新学校的憧憬以及政治救国的理想，离津归乡途中与好友登临五峰山。山中雾霭缥缈，零雨不止，脚下石子路崎岖且泥泞，但李大钊为山中的美景所吸引，不仅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这次旅行，李大钊不仅游览了美景，还结识了居住在山内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后者拿出茶和米粥招待了客人，李大钊为此欣喜不已，称之为“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李大钊首次登临五峰山，就深深地爱上了五峰山中的秀美风光，爱上了韩文公祠内的粗茶淡饭和优雅环境。

　　1913年9月，李大钊东渡日本出国前夕回到家乡与好友再度访问五峰山，夜晚留宿在韩文公祠堂。李大钊在浏览五峰之一望海峰时，偶然路过一座山村，在与一位农民攀谈时，被赠予数十枚梨子，他甚是感动。农民淳朴和豪爽的品质让李大钊尊敬、信任农民阶级，这种情感是他日后重视农民问题的原因之一。除了参观自然景观，李大钊还将山中古寺、石刻尽数浏览。李大钊山居期间，昌黎火车站5名路警因阻拦日军士兵胡作非为而惨遭日军杀害，他以此为中华民族的耻辱，在游记《游碣石山杂记》一文结尾愤然写下豪言壮志：“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地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不断思索俄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政治改造的关系，开始向俄国革命急剧转向。1919年暑期，李大钊决定离京回乡搞研究，他没有选择以往绕道昌黎的路线，而是决定乘车至滦州城，改坐小舟顺滦河而下返回乐亭。李大钊这次返乡，就是计划写出几篇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导青年避免“苟安”，投身到革命中去。

　　李大钊因家乡正遭受匪乱，无法潜心研究，便带长子李葆华借居五峰山韩文公祠。刘克顺不辞辛苦为他们烧茶煮饭，使他们父子二人生活十分惬意。李大钊这次入山，没有沉迷于山中景色，而是投身于革命理论研究，李葆华回忆道：“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有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李大钊为反驳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就是在韩文公祠堂内完成的，这篇檄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值得去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阶级革命才能解决。

　　李大钊来到五峰山更为重要的使命就是完成一篇有影响力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此，李大钊通过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终于写出了中国近代第一篇较为系统、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格外重视阶级竞争理论，笃定这就是打破旧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和方法，是中国革命的蓝图。从此，李大钊便告别了民主主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可谓“雄鸡一鸣天下晓”，不仅为无数迷茫的青年指明了一条革命道路，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指导。

　　遭反动当局通缉的避难所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李大钊按照会议决议回京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这项活动刚一开始，李大钊便遭到了北洋政府巡警和特务的监视，为了摆脱管控，他将北京城内的住所从石驸马后闸迁至相对偏僻的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5月下旬，北京政府开始缉拿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李大钊成为头号通缉犯。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带李葆华前往五峰山避难。逃离北京当晚，李大钊的京内居所就遭到了军警的搜查。随后妻子赵纫兰偕子女离京返回家乡乐亭，特务紧接着追查了李大钊的老家，但也扑了空。

　　李大钊再度来到五峰山，在刘克顺的照顾下并不为生计发愁，还得知有一山洞可供其紧急躲避。尽管安全得到了一定保障，但李大钊急于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因为他即将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次机会，李大钊盼望着能同苏联同志交流革命经验，盼望着考察他心目中理想国度的真实情况。万幸的是，北方党组织迅速反应，派李大钊的老同学于树德来到乐亭大黑坨村，找到了李大钊的妻子。于树德表明来意后，赵纫兰随即找来侄子赵希增为其带路，她还交给二人一封写给李大钊的家信，信中说，她打算致信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希望他能帮忙，使当局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白坚武曾是李大钊的密友，但随着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背叛革命，白坚武为保住职位和财富，亦成为一名反革命。

　　李大钊在五峰山见到二人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当即决定冒险回京，以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临别前，李大钊交由李葆华和赵希增写予妻子的回信，信中提出“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因此，李大钊最后并没有去找白坚武，而是抱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与敌人斗争到底。

　　这次避难是李大钊最后一次来到五峰山，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又何尝不想再度登临自己挚爱的这片山川，但从苏联归国后的李大钊重任在身，为国民革命呕心沥血直至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