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费正清 ：中国情结与中国史观的形成

　　费正清，20世纪最负盛名的海外汉学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之一。他曾以不同身份5次来华，亲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史，开创“哈佛学派”引领国际汉学研究，参与中美交往诸多事件。有学者评价费正清：“在重建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美国现代中国学奠基人和中美关系学界“头号中国通”，在西方史学界和外交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感恩“老师蒋廷黻的帮助”

　　费正清学术生命的开端，与早年在北平的4年经历紧密相关。1931年，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开始关注现代中国问题。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申请英国大学声誉最高的罗德奖学金，成为该奖学金第一位到远东地区做实地研究的学者。

　　1932年初，25岁的费正清启程来到北平，和夫人威尔玛住进了西总布胡同的四合院，邻居便是留美归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志趣相投，“互相为对方打开眼界”，将对方视为“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给他取了中文名字“费正清”，意为“正直清白”，与本名John King Fairbank音义同具;梁林夫妇还为威尔玛取名为费慰梅，同样含义隽永，使费正清夫妇充分感受到中国文字的魅力。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林二人到山西考察中国古代建筑，酷爱艺术的费慰梅后来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外籍名誉会员，这些经历无形中启发了费正清研究现代中国学的思路。

　　到北平不久，费正清结识了许多留学英美的文化名流。1932年5月的一天，费正清应邀到“北平八大楼”之一的东兴楼饭庄会见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人。与他们的交往，费正清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了初步认识。他还结识了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人物，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带他步入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殿堂的，则是历史学家蒋廷黻。蒋廷黻的治学培养方式，以及后来为抗战救国而弃学从政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费正清。

　　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注意收集新材料，推动影印出版晚清档案，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蒋廷黻指引下，费正清开始接触中国近代史档案，为他以后搜集和运用中国史料打下坚实基础。1933年，费正清因奖学金到期，积蓄即将用光，蒋廷黻又引荐他到清华大学任教，费正清得以“第一次走上讲坛”。他讲课节奏很慢，发音清楚，强调重点，每句话重复两遍，“我的许多学生认为上我的课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英语口语的机会。这时我正在学习历史，所以我们双方都很满意”。

　　费正清的首次中国之行，足迹遍及华北、华东和东南沿海一带，广泛接触中国现实社会，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的写作，确立了自己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方向。30多年后，他在北京饭店动情回忆：“在我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受到老师蒋廷黻的帮助。”他感念这份“恩德”。

　　两返中国

　　1936年初，费正清回到美国任教哈佛大学。1941年8月，费正清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被征召到华盛顿情报协调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他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被派到中国;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他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开始了他学人从政并成为“头号中国通”的政治实践。

　　第二次来华正值抗战后期，费正清见证了内忧外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坚守。当他与昔日清华故友在西南联大重逢，教授们仅能糊口的贫困状况让他极为震惊。他来到金岳霖、陈岱孙的住处——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露台，“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他拜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看到梁林夫妇生活艰难，人也非常瘦弱。费正清夫妇通过各种渠道，从美国把药品和其他贵重物品(派克钢笔、手表)，“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给中国学者们。当时梅贻琦校长的工资每月不到600元，而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

　　1943年6月，费正清结识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随后结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1月8日，费正清与周恩来初次见面，很快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和卓越能力所折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在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时不时也说一些英语”。

　　费正清第三次来华时，目睹了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当局的贪腐。他往返在中国各大城市，加深了对中国混乱局势的认识。为此，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党政府视为盟友，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尽快建立关系。

　　为了答谢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新闻处，重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胜利酒店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费正清后来回忆：“周恩来唱起了歌，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他们唱起了延安歌谣，互相敬了几次酒后，我们也唱起了美国内战时期的歌曲。”

　　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1946年7月，费正清返回美国重拾教学科研工作。9月，他发表反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力图纠正美国对华政策。他将两次到中国任职的经历梳理成书，于1948年7月出版他的成名之作《美国与中国》，得到普遍赞誉。1955年，费正清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以中国为核心兼涉中华文化辐射的东亚地区，开创“哈佛学派”，培养了1000多名研究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费正清不断呼吁全面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加速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基辛格曾与他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进行讨论。费正清从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谈起，绕着弯儿说，毛泽东将会见任何登门拜访的国家元首，而美国总统出访则没有历史和现实政治上的负担，还送给基辛格相关文章和论文集参考。基辛格后来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的对立局面。5月，应周恩来邀请，费正清夫妇一行6人，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批美国文化人士访问中国。6月16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迎客松”画前合影，周恩来回忆29年前他们在重庆初次见面的情景。费正清说起周恩来兴致勃勃演唱延安歌谣的情景，发现周恩来喜悦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犹如钢铁一般的意志”。宴会持续4个小时，临别之际，周恩来用英语对费正清说：“明年或晚些时间再见。”可惜的是，周恩来当时已患膀胱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对费正清来说，这次重返北京，“如同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他与多年好友金岳霖、钱端升会面吃饭，见到了周培源、张奚若、陈岱孙、费孝通、邵循正等老友，但“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已在他们来华前4个月与世长辞，林徽因则早在1955年就因病逝世。龚澎也于1970年病逝。这次为期6周的访问，费正清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今昔变化。

　　历史推进到1979年1月29日，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到美国白宫访问。费正清作为30年来积极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派的代表，亲历了这一历史盛会。他被安排在宴会贵宾桌首桌，与邓小平有了一次简短对话。邓小平问他：“您贵庚?”费正清答：“72岁。”邓小平说：“我74岁。”费正清道：“但您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地说：“显然您用脑过度了。”费正清本想与邓小平一同追忆周恩来，但他这次错过了机会。

　　遗憾在半年后得到了补偿。8月，费正清应邀陪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五次中国之行。人民大会堂热烈的晚宴上，邓小平和蒙代尔走到费正清身边，高度评价他为恢复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费正清抓住机会，提议为纪念周恩来干杯，“我们碰了杯”，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转变中国史观

　　费正清的学术观点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调整，他的中国史观经历了“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论”转变的过程。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广泛传播，费正清也深受影响。4年的中国求学经历，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刻苦钻研，他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之间本质上的差异，认为晚清中国正是因为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冲击，才逐渐由传统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这种以西方冲击为动力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成为二战后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模式，推动美国“汉学研究”转变为“中国研究”，费正清也由此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

　　在费正清看来，“用孔夫子的话来解释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他为核心的“哈佛学派”把中国研究引入美国各地大学课堂，他们关注风起云涌的亚洲革命，推行“官方史学”，并把“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主要分析框架，成为美国学术界中的一枝独秀，代表了美国的东亚研究和中国研究的最高水平，费正清也因此成为享誉中美关系学界的“头号中国通”。

　　费正清对中国史观进行反思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相继爆发反种族歧视、女权运动和国内反战运动，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破产，这一系列问题暴露出美国的很多漏洞，他开始怀疑美国与西方文明的价值模式。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缓和，有利于他进一步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从而更多关注到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动力。

　　标志着他思想转变的著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进一步强调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是由中国自身内因驱动，“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这些新观点，修正了“冲击—回应”模式，表明了费正清中国史观的变化。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从突出西方文明作用的“文明冲突论”和“冲击—回应”模式，逐渐向突出中国发展内部动因的“中国中心论”发生转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变化与崛起。尽管费正清总体上对中美关系研究是比较客观理性的，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评判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能认识到美国的霸权性质、过于单方面强调美国利益等。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他对中国有着深刻认识，他持续观察中国，直到去世前两天，还将《中国新史》书稿交给出版社。1991年9月14日，这位国际汉学泰斗与世长辞，把自己对中国的关切之情贯穿到了人生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