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的记事本、特务恐吓信

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在抗战时期，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救济难民和募集抗日部队军棉衣的任务，她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受到了敌人的威胁，但她还是勇敢地发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的口号。目前在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收藏有茅丽瑛的记事本、特务恐吓信、职业妇女俱乐部会徽等。

茅丽瑛（1910—1939），生于杭州，自幼家贫，兄夭亡，六岁丧父，举家离乡，投奔上海亲戚谋生；1918年入上海启秀女校，品学兼善；1930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未满一年便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1931年3月考进江海关（今上海海关）任秘书课英文打字员。“九一八”事变后，她踊跃捐款，援助抗日，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江海关支部秘密成立，组织了华籍职员以文会友的进步团体——乐文社，并吸收茅丽瑛等积极分子参加半公开的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讨时事和社会问题。通过学习和积极参加乐文社抗日救亡活动，茅丽瑛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次年“八一三”事变发生，茅丽瑛作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的负责人，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当国民党军撤退，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她毅然决定参加海关华人组织的“救亡长征团”，奔赴广州、香港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因计划改变，她从广州回上海启秀女中任教，继续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5月，茅丽瑛经原江海关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实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领导妇女界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上半年，茅丽瑛代表“职妇”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救济难民和募集抗日部队军棉衣的任务，与各救亡团体一起，发起“劝募寒衣联合大公演”，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以救济难民名义，为新四军添制军衣，筹集经费，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然而，这一举动引起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受到了敌人的重重阻挠，敌人还投寄附有一颗子弹的恐吓信进行威胁，后来又胁迫有关单位拒绝将会场借给义卖。茅丽瑛当即表示：“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此后，她又组织了一次粤剧大会唱，征集了大批义卖品。

1939年12月12日晚7时半，茅丽瑛在“职妇”开完会走出福利公司门口时，突然遭到日伪特务的枪击，身中3弹，当即被送往仁济医院。虽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再加上敌伪对院方施加压力、严密监视，12月15日下午2时，茅丽瑛不幸逝世。消息在报上披露后，一时群情激愤。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成立了治丧委员会，12月17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隆重公祭，声势浩大，是上海人民继1936年鲁迅出殡大游行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追悼会和公祭。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多次举行纪念活动。1949年12月12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了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悼念大会，陈毅同志题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1989年12月12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处勒石纪念。翌年12月12日，卢湾区人民政府、上海海关、第十二中学（原启秀女校）共同塑像于其母校。茅丽瑛烈士遗体今葬于上海烈士陵园。电影《七月流火》就是以茅丽瑛事迹为题材拍摄的。

中共一大纪念馆目前保存有“茅丽瑛的记事本”“特务恐吓信”“职业妇女俱乐部会徽”三件物品。其中“茅丽瑛的记事本”是茅丽瑛交给“职妇”同仁郁钟馥同志保存的。当时郁钟馥在职业妇女俱乐部办公室听到枪声，从楼上奔到茅丽瑛身边，茅丽瑛却很镇静，叫她不要惊慌着急，并从衣袋里摸出这个小日记本交给她。日记本内原有不少茅丽瑛同志的手迹，因当时的环境恶劣，郁钟馥把有字迹的纸都撕掉了，余下的保留到1959年，捐献给中共一大纪念馆。

特务恐吓信是“物品慈善义卖会”期间，日伪特务机关投寄给茅丽瑛进行威胁恐吓的，并附有一颗子弹。

（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作者：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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