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战役失败后,上海沦陷,浦东地区因地处上海边缘,被日本侵略军重兵把守,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重要据点。
相比于一江之隔的浦西的繁华,当时的浦东仍然是荒僻的农村。但是,人烟稠密、村庄密集的环境也为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斗争提供了掩护条件。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浦东地区却恰恰活跃着一支由朱亚民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伍。这支队伍从最初的12人,最终发展成为一支1500余人的部队,成为威慑上海的一支强大的新四军武装。
抗战初期的浦东,多股势力交织盘踞在此,既有日本侵略军及其伪军的扼守据点,又有国民党方面打着“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名义活动的部队,加上地痞恶霸组成的武装,形成了“列国纷争”的局面。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积蓄力量,主要处在灰色隐蔽的状态,以普通的地方保安部队名义行动,对外称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大队,没有亮出新四军的名号。
由于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被日伪消灭,连柏生、朱亚民等领导的“抗卫二大”随后争取到这个番号,将部队编制扩大,由朱亚民担任政治指导员。从此,他们承继了“第五支队”的番号,更加活跃地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转移至江苏盐城,随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日军发起对浦东的大规模“清乡”围剿,第五支队也奉命撤到了浙东。但就在此时,朱亚民领到了上级指派的艰巨任务,要他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就这样,朱亚民带领着11名战士,换上10支短枪,登上一艘小船,悄悄潜回了浦东。
当时,浦东有近千人组成的日军守备队,他们扼守据点,不轻易出动,由大量的伪军担负出击扫荡的任务。同时,敌人还大量设置铁丝网、电网、竹篱笆,实行分割封锁。在敌强我弱并且遭遇敌人严密封锁的不利条件下,这一带的抗日形势极为严峻和复杂。
朱亚民等人一到浦东,便找到一个比较靠拢抗日力量的伪乡长乔阿五,他看到朱亚民他们重新出现非常吃惊,连忙劝朱等赶快离开。朱亚民瞧他神色紧张,索性告诉他:“正因为鬼子要清乡,我们才赶回来的。”
得到乔乡长的情报,朱亚民的短枪队夜袭了位于海边苏家码头的一个日军“检问所”,迅速消灭了驻扎在那里的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这仗虽小,却打乱了敌人的清乡部署。此后接连几次战斗的胜利,使得敌人慌忙收缩据点,部队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开拓。
当时,汉奸活动很猖獗,朱亚民为此又把斗争目标调整到镇压汉奸恶霸上面。一天,8名短枪队队员乔装打扮成“清乡”工作人员,混进大团镇,骗出镇上最大的恶霸地主韩鸿生,将他当场枪毙。随后又在鹤沙镇乘敌人调兵的空虚之际,远途奔袭,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反动头目全部收拾掉。消息一传出,立刻震动了浦东,很多伪乡长、镇长纷纷前来打招呼,表明自己不是真汉奸,愿意为游击队提供帮助。就此,朱亚民靠镇压汉奸站稳了脚跟,当地群众也开始闻知了朱亚民队伍的名字。
1943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决定将“第五支队”番号改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朱亚民任支队长。1944年8月21日,浦东支队在朱亚民的指挥下,在浦东六灶朱家店(今六灶镇会龙村)伏击日军。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内,一举歼灭日军34人,配有指挥刀的日军中队长也被当场击毙。朱家店一战,对当地日伪政权震动极大。一些小据点被放弃,小队规模的日军也不敢单独进行“清剿”。这一场著名的战斗,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收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朱亚民率领的浦东支队粉碎了日伪对浦东的三期“清乡”。敌人对朱亚民的部队始终束手无策,一次次所谓的“高度清乡”总是在朱亚民部队与当地群众的高度团结下被协力化解,最终悄无声息地结束。而中共一大纪念馆收藏的这支古旧的手电筒,正是当年朱亚民率领精干武装在浦东坚持开展反清乡斗争时使用过的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郊县的人民没有屈服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相反,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组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除了本文提到的这支浦东地区的游击队外,在青浦、嘉定、崇明等其他上海郊县地区同样活跃着游击队的身影,他们的抗战不仅是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铁证,更成为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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