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藏书癖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专家，又是屈指可数的藏书家。郑振铎服膺龚自珍“狂胪文献耗中年”的话，把搜集和保护民族文献视为己任，藏书成了他的特癖。他在《〈求书目录〉序》中说：“我对于书，本来有特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古代版画的书册。”

为搜集文献，郑振铎从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后，为了保全民族文献，留居上海8年，不到自由区去，“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但是“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

鲁迅对郑振铎的治学和藏书颇为赞赏。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甚为学子所珍贵，宜也。”“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中回忆鲁迅送书给他的事。他说：“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见了这《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节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慄，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郑振铎在《售书记》中讲述了他买书之喜悦和售书之痛苦的心情。他说：“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地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地先得到一两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地‘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

郑振铎还在《回过头去“附录”》中谈到买到好书的心情。他说：“我买书不大讲价，有时买得很贵，然因此倒有些好书留给我。有时走遍了那几家而一无所得，懊丧没趣而归；有时却于无意得到那寻找已久的东西，那时便如拾到一件至宝，心中充满了喜悦。往往地，独自地到了一家菜馆，以杯酒自劳，一边吃着，一边翻翻看看那得到的书籍。如果有什么忧愁，如果那一天是曾碰着了不如意的事，当在这时，却是忘得一干二净，心中有的只是‘满足’。呵，有书癖者，一切有某某癖者，是有福了！”

毛泽东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见到郑振铎，听人介绍郑振铎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在祖国的文物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对郑振铎说：“人民把文物工作委托你了。”后来，毛泽东收到画家姚虞琴送的王夫之的稀世墨迹，便写了一封信给郑振铎，并把那幅墨宝交给他保存。

郑振铎的祖籍是福建省长乐县。1898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即永嘉）。他对福建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多次回到福建，写下了《移山填海话厦门》等文章讴歌故乡的变化。他与许地山、冰心等同乡成了至交，他们之间更因藏书而加深了友情。郑振铎在《悼许地山先生》中说：“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的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死为止。”“许地山在香港教书，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怕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立刻答应了下来。”“3000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冰心在《怀念振铎》中说：“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我都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家纵横，热情洋溢。”当年在北京燕京大学，“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

1936年秋，冰心将再度赴美；郑振铎在上海的家里为她饯行，在那次席上冰心初次尝郑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1958年，冰心与郑振铎在国庆节观礼台上相见，郑振铎笑着对冰心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没想到这成了他们两人最后的一次谈话。10月18日郑振铎坐的飞机在喀山出事。

郑振铎遇难的消息是巴金告诉冰心的。冰心说：“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