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观麻将盛衰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先驱者，胡适意外地对传统悠久的“国戏”麻将，有相当的兴趣。当然，有研究癖的胡适，对一些一般人看上去细小的事，常常会追根寻源，或比较古今，试图寻出其流变脉络或别一番意味。在写到麻将的地方，胡适也同样如此。

　　1926年，胡适有一次欧美之行。在各国期间，胡适曾到多个家庭做客拜访，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新情况之一，就是麻将的衰落。

　　此前数年，胡适在国外期间，曾看到过此“国戏”在东、西洋的传播胜景：“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洲与美洲的社会里，很有许多人学打麻将的；后来日本也传染到了。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针对此种情形，胡适讽刺地说：“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可仅仅几年光景，这次到欧美的胡适，却几乎完全看不到那样的盛况了：“这回我从西伯利亚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日本，十个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看不见麻将了。”为何？好考据的胡适想追寻一下：“我问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麻将的狂热过去地这样快？他说：‘女太太们喜欢麻将，男子们却很反对，终于是男子们战胜了。’”这似乎只说了现象，根子何在呢？胡适代替人家说出：“这是我们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决不会做麻将的信徒，决不会受麻将的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

　　麻将这种大量耗费时间的玩意儿，怎么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专利品”？胡适以为：麻将起源于明朝晚期的一种名为“马吊”的纸牌。这种四十张的马吊牌上画有《水浒传》的人物。经过考证，胡适认为：“马吊在当日风行一时，士大夫整日整夜地打马吊，把正事都荒废了。所以明亡之后，吴梅村作《绥寇纪略》说，明之亡于马吊。”

　　这种马吊，据胡适研究，经过数百年的演变，由四十张变成了每样五张的纸牌，再往后，又成了每样四张的麻将牌。“越变越繁复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国中的男男女女，无论富贵贫贱，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阴葬送在这一百三十六张牌上。”“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跪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胡适接着说：“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胡适走过的国家多，所以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虽然这话在今天听来还不大顺耳。

　　到这里我们才真正看出来，胡适论说麻将在东、西洋的盛衰，其实只是借事为由，最终还是落脚在通过对比，批评国人对“国戏”的迷恋：“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了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它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文明的国家的国粹，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