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改革与调适

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两次工业革命为动能的高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引人瞩目。在这些亮丽的现代化成就背后，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和调适起着无法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从19世纪初教育现代化起步到20世纪初成长为世界教育领先国家，德国的教育改革和调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改革与德国教育体制的现代转轨

　　早在17、18世纪，德国教育已经初露现代化端倪，出现了世俗化、国家化和大众化的趋势。当时教会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开始出现兼具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特点的实科中学。大学教育中除宗教神学课程外，历史、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等日益成为重要学科。一些邦国开始颁布强制适龄儿童入学的教育法令，以此推动教育的大众化。

　　德国教育的现代转轨始于19世纪初。当时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影响，德国各邦进行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改革”，教育改革就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各邦教育改革中，又以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领导的教育改革最具典型意义。它不仅使军事上被打败的德国在精神上“筑起抵抗外族统治的长城”，而且使德国教育开始迈入先进行列。

　　洪堡教育改革以教育国家化、大众化和实用化为指向。一是确立国家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权。通过建立从中央内政部教育司到各省、县教育局的各级教育管理系统，创立国家考试制度，设置对升入大学学习、毕业资格和教师能力的认定考试等，确立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权威地位。二是设立三级学校教育体制。首先，以“教育服务于国民”为宗旨，推广初等教育。大力发展师范教育以提高小学师资数量和质量，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减少宗教神学课程，增设实用知识课程。其次，整顿各类中学，提升中学教学质量。一方面规定只有文科中学毕业生才能升入大学或担任国家官吏，另一方面建立中学教师合格考试制度，并调整中学教学计划，削减古典学科和神学课时，增加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课程，使课程内容更接近实际生活。最后，建立现代新型大学。大学一改为教会输送神职人员和为政府训练高级官员的传统，将学术研究作为主要任务，使大学成为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机构。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是德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它把研究成就作为评判大学和学者水平的关键指标。与此同时，国家保障研究投入和教授高薪待遇，以此保证学术研究顺利进行。在教学方面，课程设置也有新取向。神学课程教学被减少，哲学、法学和医学等现代应用学科课程增加。柏林大学因此成为德国学术研究的中心。

　　改革后的德国教育获得飞速发展。一是初等教育快速扩张。1816——1848年间，普鲁士适龄儿童入学率从60%上升至82%。二是中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文科中学学生在1816——1846年间增加七成，以市民子弟为服务对象的实科中学学生增长更快。三是涌现出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等一批以柏林大学为榜样的新型大学，各高校建立起各种研讨班和研究所，突出研究与教学的统一，科学研究成绩斐然。其中，吉森大学的李比希化学研究所和柏林大学的约翰·缪勒生理学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对化学和生理学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德国教育的调适和改革

　　如果说19世纪初教育改革是德国教育现代化的发端，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则是德国教育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和改革期。其间，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与教育现代化产生了良性互动，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推动着教育发展，教育则不断改革和调整，以满足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这一时期德国教育改革和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初等教育进一步扩张。各邦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保证学龄儿童入学率。到1864年，德国小学教育实际入学率已达85%。各邦还加大教师培养力度。1848——1872年，仅普鲁士的师范学校数量就从1848年的42所增至1872年的78所。此外，1853年考试条例还首次确认女性职业教师资格，女教师开始进入初等教育师资队伍。

　　中等教育在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两大类学校教育格局。一方面，面向大学教育、以培养精英为目标的文科中学数量增加近一倍，而面向社会实际需要、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实科中学和市民学校等“非正规”中学也迅速发展，学生人数翻了一番。另一方面，实科中学等的教学内容设置进行紧跟社会发展需要的调整，加大了现代语言、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比重。此外，这一时期以增加文化教养和培养小学教师为目标的女子学校开始兴盛。1850年普鲁士已经有380多所女子学校。

　　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技术教育的专业技术学校等应运而生。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地先后建立起技术教育学校，主要用于培训工厂主、工程师等。19世纪30年代以后，因应工业革命需要，技术学校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四五十年代的增长尤其迅速。到19世纪50年代，许多技术学校毕业生已经成为工业界的技术领导和骨干。

　　大学教育在调适中进步。19世纪30年代后，因各大学坚持“纯”学术观念，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对工业实际应用技术的需要，与社会需求脱节，在读学生人数一度出现萎缩。为此各大学纷纷调整院系规模，以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结果，神学类专业学生明显萎缩，法学、医学等学生人数却保持适度增长。其中，哲学学院设立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人数增长最快。此外，这一时期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也出现了以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转向。以化学领域为例，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化学工业迅速发展，大学中普遍建立起化学实验室，培养了大批量社会急需的化学博士。

　　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国成为教育领先国家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迅速转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教育领域也亟须调适和改革，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这一时期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普及小学教育有了实质性进步。1890年左右，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二是中学教育有新变化。一方面，各类中学数量激增，在校中学生数量较之前增长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原先仅文科中学毕业生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的规定被打破。1901年，更关注现代学科和现实需要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毕业生也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权利。所不同的是，三类中学毕业生在选择进入大学学习时有一定差别。文科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任何系科和专业学习，实科中学毕业生只能学习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高级实科学校毕业生只能进入技术高校等学习。此外，教学结构和内容也进行了调整。重视古典语言的文科中学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等课时量，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则将更多课时放到现代语言、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上。三是职业技术教育出现新形式。为满足工业化对劳动者技能和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以企业徒工实习车间和厂校为模式的封闭性职业培训。徒工实习车间由一些企业专门建立，进行实践性培训，厂校主要进行理论培训。此外，这一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开始出现与新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接轨趋势。

　　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大学教育的调适。一是大学办学规模扩大。在校大学生人数一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下降和停滞状态，呈现高速增长。二是大学学科结构调整。综合性大学各学科学生规模消长不一。神学等学科学生人数进一步下滑，拥有人文和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哲学学科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上升至首位。法兰克福大学等新创立的综合性大学还突破传统学科设置模式，增添自然科学、经济学等新学科，以适应德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三是创办商业高等学校和技术高等学校等新型高校。商业高等学校是经济繁荣的产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莱比锡、柏林、慕尼黑等各中心城市是其所在地。技术高等学校多数从早期的综合科技学校、技术专科学校发展而来，主要培养工业经济中专门性人才，设置有建筑、机械或机械制造、化学、冶金、数学甚至农学等系。四是人才培养模式变化，形成了以研究实验室为平台，推进教学与科研结合，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模式。五是各大学直接与生产前沿挂钩，在“研究和教学统一”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达姆施塔特高等技术学校的电技术讲座、慕尼黑高等技术学校的机械技术实验室等，都成了技术研究和产出的平台。六是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大学经费预算在1870年到1910年间增长4倍以上，其中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达50%以上。

　　以上教育的适时性改革和调适，为德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急需的人才和科技支撑。对此德国宰相俾斯麦曾感慨地表示，“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到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教育领先国家。它的中小学教育成了周边国家学习仿照的榜样。其大学教育的影响更是外溢至大西洋彼岸。在美国，不仅涌现出康奈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一批德式大学，甚至哈佛大学等也曾仿照德国大学办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作者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