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民粹狂潮 台湾民主困局

当下台湾政治攻防的重心，已聚焦于“朝野”对峙白热化下的“大罢免”行动。尤值注意者，在于蓝营应对策略之迟钝，导致最初反应软弱、响应失据、错失先机，陷入一度颓势。近期“在野”阵营修“法”更动罢免联署门坎，则为败中有救之关键妙手，以避免民粹浪潮的过分侵入。而若跳脱此一政治事件的表层攻防，可见台湾民主制度早已内嵌诸多“自限性疾病”。制度本欲制衡权力，实则在恶性博弈下，反成权力工具，折射出台湾民主制度的深层困局。

第一、制度设计落在效果论，忽视动机论，在制衡恶之人性时存在天然制度空窗及失灵。台湾地区制度设施，模拟西方，一般是依据效果论布局，布置了异常繁多的制度设防及其制衡体系。但此种制度设防忽略了更具根本性的动机论。任何一种制度及其执行，均呈现一种相对固定的相态来维持稳定性，而任何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模式必有其空窗。倘若政治人物决心诉诸恶之动机、人性，那么此种重效果的制度制衡即转换面目为制度自我瘫痪，制度便沦为其工具而非界限。蓝营否决民进党的全数预案为一例，民进党之前诉诸意在罢免全体蓝营分区民代的“大罢免”亦是如此。

第二、罢免制度与选举制度本身设定极不合理，系民粹信徒与少数专制滋生的沃土，民主权利便化约与退化为否定权利，丧失了起码的建设性。台湾的罢免制度极不合理，选民的25％同意罢免即可成立，这当滋生的是民粹的狂潮。在台湾主流政党实质均有能力在第三阶段投票催出25％的起码票数，遂在理论上都掌握了“掀桌子”的权利，唯有自身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民进党方面狂热的“青鸟”信徒，在未提高罢免联署门坎之前，则是可以在现实上，催生出一桩桩成案的罢免联署来，而这无疑对民进党的自制是极大的诱惑。“大罢免”浪潮的形成，遂有其合理的制度原因。

第三、伴随政治的娱乐化、蔓延化，选民与政治人物视野反而局限化、孤岛化，以致沉湎于政治攻防的琐碎日常。民主的制度运行，给予了人民自由权利，而成为台湾民众“骄傲”的同时；整个制度执行将台湾人的视野与思考却纳入了牢囚，因迷失在琐碎的议题攻防，台湾人对自身处境与前路的思考却呈现出盲视。或是极度的亲美，或是极重于选举；殊不知，亲美的前提为台湾方面于美国言尚有利用价值，选举的前提为两岸关系处于和平状态，两者则均取决于大陆的所为，岂非交出主动？对大陆，台湾反而少却了理性思考，或是直接否定，或是不愿直面。此外，近年来频繁的罢免动议，一次又一次“掀桌子重来”，带来的是民意对自我的一次又一次否定，这消解的是选举本身的合法性，所褪色的是民意本身的权威性；其在本质上是制度内耗，无涉于为民施政。

第四，选举与罢免的频繁运作，在缺乏合格选民与健全制度环境下，仅会导致民粹政治与制度内耗。票决民主并非万灵丹，其欲善治，需赖于成熟选民与稳定认同。但台湾民意深度撕裂，民族定位与前途共识匮乏，民主游戏遂成族群情绪之角力场。而若民主制度之正常运行，需高度依赖大陆的和平容忍，或者说，对和平统一的执念，则此一制度本身即处于不稳、非常态与高度脆弱的状态，未来风险难测。台湾民众在沉湎于制度运行的政治攻防之于，不妨仔细思索如何维系该制度的前提：彻底之和平问题，以同最根本的和平攸关方，大陆，达成中程协议与政治基础谅解的再探索。

回归根本，制度本应是限制权力之设计，非权力博弈之工具；民主本应反映理性选择，而非情绪发泄场。台湾近年来的制度困境，揭示的是票决民主在特定结构下的脆弱性——制度既可制衡少数之恶，亦可放大集体之恶，成败常系一念。民进党此番“当家却造反”的罢免行动，所真正受损的，是台湾民主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稳定性。政治博弈终须回归制度理性，否则一场场民粹狂潮终将耗尽民主资本。而对台湾民众来说，民主并非全然为情绪宣泄之权利，更是当负有理性思辨之责任。（作者李林杰为四川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来源：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