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太阳花”与“救国团”

“太阳花学运”占台行政机构案民进党干部吴浚彦等6人，3年前到台湾“警政署”大门警徽上以红漆书写文字、在大门上泼洒红漆，6人无罪确定。（台湾《中国时报》资料照）

最近台湾有两个案例令人忧心民进党当局正在带头破坏社会信任，当信任崩解后，整体社会将会付出巨大成本，也将会迟滞台湾未来发展的脚步。第一个案例是台湾高等法院针对“太阳花事件”更一审宣判，魏扬等7人公诉不受理确定；第二个案例则是，台当局“党产会”指控“救国团”通过占用、借用方式先拿下，再变成承租或买下，还有以“更名”方式取得房地资产。

这两个案例虽然看似毫不相干，但事实上都指向一个政治核心问题──信任。

从第一个案例“太阳花事件”来说，魏扬等人所宣称的“抵抗权”、“公民不服从”均为台湾地区“宪法”或相关条例所未明文规定的概念，要件及行使时机为何，都缺乏严谨定义；“罪刑法定主义”是台当局与人民间基本的信任关系，如果规定所明定的罪刑都能够用“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轻易排除，人民与官方间的信任如何确立？当这样的信任关系不存在，是否任何人、任何团体都可以藉由“抵抗权”或“公民不服从”攻击官署？

而第二个案例对“信任”问题是更严重的挑战。“党产会”指控“救国团”通过占用、借用方式先拿下，再变成承租或买下，还有以“更名”方式取得房地资产；“救国团”喊冤强调，早期“救国团”因未具法人资格，当年是“借名登记”方式将所有权人登记为台湾，后来取得法人资格后，这些都有行台行政机构及财政部门的公函为证。如果“现在台当局”否定“过去台当局”的判决与认定，“未来台当局”是不是也可以否定“现在台当局”的判决呢？法律的另一个信任准则──“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荡然无存，民众如何能信任台当局？“党产会”19日将针对“救国团”财产是否为不当取得召开听证会，我们期待听证会后或许有转圜余地。

现代代议民主制中，“代理”的本质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才是最重要的精神要素。以上两个案例显示民进党当局与司法沆瀣一气，正在破坏与人民间的信任，在普遍公信力不足、“朝野”互信不足、公私部门互信不足、人际间互信不足、且个人意志凌驾制度之可信度情况下，民众与官方互动将会提高“交易成本”，如：找门路关系、贿赂、抗争，民众与官方为因应这些问题将疲于奔命。因此，如何重建社会互信才是代理关系得以发展的关键。（作者冯国豪为台湾退休大学教师）

来源：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