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给鲁迅“画像”

　　民国时期有两种反差相当大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政治黑暗军阀混战，争斗得死去活来;另一种现象是大师云集星光璀璨，高度活跃的学术争鸣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两种现象有时碰撞摩擦火花四溅，干戈拿起来就要见血;有时相互顾及不暇，井水不犯河水，军阀忙着争地盘给大师们留下了较大的生存空间。

　　在大师的队伍中有一对关系特殊的人物，那就是鲁迅和钱玄同，他们不但是浙江老乡，而且在日本留学时均为章太炎的学生。俩人回国后，在与反封建复辟的保卫战中共同点颇多，尤其是《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向旧势力猛烈开火的高地，一并成为坚守革命精神毫不妥协的斗士。

　　在鲁迅从文学青年向革命斗士转向过程中，钱玄同既是参与者又是促进者，从帮助引领到后来形同路人，其史料确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那个时候，鲁迅祭起的是文学革命大旗，钱玄同扬起的是文字革命风帆，一字之差，只是侧重点的差异，实质没有多大区别。两位大师各怀奇才，一度几近旗鼓相当，但后来鲁迅头上的光环太亮，而钱玄同身上的学究气太浓，由此两人的历史命运也就大大不同了。

　　有意思的是，钱玄同虽然年长而体弱，但却有机会在鲁迅去世后，追忆和略评这位文学革命旗手的功绩及瑕疵。五味杂陈其中，老乡情同学情有之，对其学问的敬佩有之，志不同道不合也有之。娓娓道来的平实语言，多少流露出些许怨气，丝毫没有盖棺定论的“好话大全”，只有切身的感受和理性的点评，大师间的微妙关系跃然纸上。

　　老乡老同学的片段片语片评，或许不会十分的准确，但钱玄同却有意无意地给鲁迅“画”出一幅最为逼真的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画像”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栩栩如生，更加真实可信。

　　钱玄同无愧于文章大家，看似笔端的轻描淡写，其实很是灵性的匠心独具，“画”起鲁迅的像不但带着素朴的真诚，而且也是留有几分的谨慎小心。他先从多年与鲁迅交往中那些活生生、真切切的细微情节开始，以事评人，评人说事，事中蕴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觉到评价，生成了有血有肉、有对有错、有褒有贬的“真人实像”。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钱玄同对鲁迅译著的评价是：“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对鲁迅文章的评价是：“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对鲁迅著作的评价是：“条理明晰，论断精当”，“实可佩服”。并对鲁迅在北平女师大“三一八”惨案中站在学生一边给予毫不保留的敬佩。

　　接着钱玄同讲了一个小故事，不经意地把鲁迅的另一面“描摹”出来。有一次，钱玄同和鲁迅在一个聚会上见面，他看到鲁迅的名片写的是“周豫才”，就打趣地说了一句：“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鲁迅顿时就沉不住气了，愤愤然地答道：“我的名字从来没有改，不像有的人名字两个字、四个字。”如此不友好的话，指向是很具体的，但问题并不在于名字到底有几个字，而是在说斗气的话，这多少反映出鲁迅的心胸和气量还是有些问题。

　　钱玄同是个真话直说的人，不太顾及某人是伟大还是平凡。他叙述完这个小故事，然后接着评价了鲁迅的长处，但也不客气地点出了他的不足。钱玄同“画”的鲁迅像，轮廓是清晰的，光彩是照人的，但也粗线条地勾勒出了鲁迅身上的三道疤痕。

　　第一道疤痕是多疑。鲁迅的性格属于过度敏感型的，对人的多疑、对事的多疑亦是难免。某种程度上，多疑也有好的一面，比如鲁迅对一些事情的高度敏感性，所以能写出敏锐的文章。不应该的是，鲁迅对朋友的多疑，为钱玄同所不认同。

　　第二道疤痕是轻信。与很多名人一样，鲁迅的轻信在于他喜欢听别人说的好话，从另一个角度说是特别听不得别人对他的批评，哪怕是隐隐约约的一点建议性批评。对同志及朋友的批评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他更需要的是青年崇拜和一呼百应。钱玄同显然看不上鲁迅的这一点。

　　第三道疤痕是迁怒。鲁迅的性格爱憎分明，斗争的原则性不容置疑，当然迁怒也是出了名的。迁怒无论多么正确，都是感性过旺而理性不足的表现。对坏人恶人也许应该迁怒，但见到不同的观点就迁怒那就有些不对了。钱玄同不赞成鲁迅迁怒的做法，并对其接人待物的迁怒表示反感。

　　以上确实是鲁迅的三条软肋。钱玄同不但讲了故事，而且还点了穴位，事事有据，句句在理。其中有没有两人的恩恩怨怨呢?当然是有的，大师也是人，但是非大于恩怨，恩怨不会文过饰非。多疑、轻信、迁怒，实在是鲁迅固有的难以克服的个性弱点。假如不是这样，那他就不是鲁迅了。正因为如此，其他人包括钱玄同才无法代替鲁迅，“画像”中也才是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

　　这里我想挑明的是，评价历史人物坚守真实性最为重要，评价伟大的历史人物真实性尤为重要。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好人什么都好，坏人什么都坏，伟大的人物没有一根汗毛不是闪光的，过去对鲁迅的评价就是这样。好在80多年前，钱玄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鲁迅，遗憾的是多少年来人们不愿意承认钱玄同所认识的鲁迅，某种程度上是神话了鲁迅。

　　由此联想到，以往对一些先进模范人物的宣传，所犯的不是同一种毛病吗?病根在于，美化过度和拔高过度，不实事求是，搞实用主义，这能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能够正视先进模范人物也是人的事实，如果能够通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常识，如果能够明白瑕不掩瑜的道理，这种毛病就不会再犯下去了。(2014年第4期《党的生活》任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