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先生的《台湾通史》之史德

     作者 潘朝阳

　　乙未(1895)日倭割台，其时，连横(雅堂，1878-1936)十八岁，避寇而赴大陆，1897年奉祖母之命返台。1908年从台南移居台中，入“台湾新闻社？汉文部”，始撰《台湾通史》，1918年完稿，1921年《台湾通史》出版问世。

　　《台湾通史》是台湾从古至今唯一依据传统中国史籍体例而撰述的台湾史书。在此书之前，从明郑到乙未年的两百几十年，只有方志，另外则是游台仕儒对台湾的风土掌故的记述。唯有连横先生《台湾通史》才是首部“正史型台湾史”。

　　《台湾通史》起自隋代，中经明郑，再到清朝统治，长达千年的史叙，故是通史而非断代史;它效法《史记》，有《纪》、《志》、《列传》，且视必要和性质而置《表》入于《纪》、《志》或《列传》之内;因台湾史甚短，且属中国一个边陲岛疆，既无诸侯世冑，而无可采录可予记述彰着，故缺《世家》。

　　然而，《台湾通史》却有中国史家修撰史籍之传统，就是孔子《春秋》和史公《史记》之精神。孔子着《春秋》，其主旨在以史事为例来“正君臣之义”、“辨君子小人之别”以及“严华夏夷狄之分”，而孟子特别提到周室衰微，故《诗》亡，孔子乃着《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也说孔子之《春秋》，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其主旨在于拨乱反正，欲恢复王政而拒斥昏乱污浊的昏君暴臣，主张圣贤君子之政治，以仁政为功夫，且以“公天下”为目的，天下先归于“升平”，最终极而实现“太平”。太史公以学乎孔子仁道为志而修《史记》，《史记》之纂着，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含容华夏之天地宇宙，是中国人的时空中的人文道德之记录、叙述以及诠释和判准。基于孔孟和太史公的春秋史观，《台湾通史》，正是台湾的《春秋》和《史记》。连横先生修撰《台湾通史》，不是“史料学派”的无史观、无史德之史籍，而是身处亡于日寇的台湾，心痛台湾人沦为亡国奴，因而发愤以十年光阴，究尽一生心血而创着的一部“即史即经、即经即史”的《台湾春秋？史记》。在连横先生的史德，《台湾通史》是为了“严判台湾的华夷”、“区分台湾的殖民与被殖民者”，也“表彰台湾的君子且义斥台湾的小人”，所以《台湾通史》亦有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和实践。

　　《台湾通史》深富民族主义，张溥泉先生为其写的〈序〉有说：“史家台湾连雅堂先生以子长、孟坚之识，为船山、亭林之文，叙述自隋代以至甲午千余年间之事，纲举目张，巨细靡遗，著作抱失地之痛，抒故国之思，激发正气，非斯人不能作也。”此正是连横先生的崇高史德和史观之陈明，也道出了《台湾通史》的主旨是彰着台湾的中华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

　　相对照于连横先生的高洁志节，台独份子“撰述”的“台独史”，三十年来正荼毒摧残台湾学子，这些所谓“史学者”，皆是秽贱之奸佞，其等卑污龌龊笔下的媚日去中的“台独史”，是秽臭不堪之乱史。吾人必须击浩然大鼓以攻之、挥鲁阳巨戈而诛之。(作者为台湾师大东亚学系兼任教授、中华奉元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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