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搭桥”

　　马悦然(G?ran Malmqvist)是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中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早年师从瑞典著名汉学家北欧传统汉学的代表人物高本汉，专攻汉语以及中国音韵学，尤其擅长中国西南官话语音的翻译，成绩斐然。他的翻译作品，不仅有《诗经》《楚辞》《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春秋繁露》《水浒传》《西游记》等系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鲁迅、闻一多、沈从文、北岛、莫言和曹乃谦等几十位现当代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选材涉及古今诗词、小说、戏剧、哲学和史学著作等不同文体类型。可以说，马悦然不仅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和汉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而且在推动中瑞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如果说，早期翻译是为马悦然从事传统汉学研究服务的，那么后来翻译已然成为他追求中国文学独特美学价值的主动性行为，并推动北欧汉学从传统向现当代过渡。在其他国家文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层次。马悦然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汉代乐府是真正的民歌，而宋词也是来自普通民众的歌声，再由诗人发展为高雅的文体。这些出于人民发自内心的唱词是由真实生活淬炼而来的感情，蕴藏着最为真诚动人的力量。他认为，具备必要语言能力而且对文学感兴趣的汉学家除了专题研究以外，还应当借助所学的知识把喜欢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从而使西方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更深厚的兴趣。马悦然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和热爱，还源自于他早年在四川研究方言时的经历。中国山水的秀美，当地人对异国他乡之人的友好与关怀，乡下极为朴素的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收获的爱情，这一切都让马悦然将中国视作他的第二故乡，也成为他日后深深眷恋的另一种乡愁。

　　作为精通中文的院士，马悦然承担着向诺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并评估其文学价值和翻译的重任。这意味着他要以一人之力译介和评估有着深厚历史和作品众多的文学传统，难度可想而知。从1985年开始，马悦然就多次以报告的形式向瑞典文学院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并尽全力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仍觉得仅凭他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要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全世界，还需要更多的翻译家。因此，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地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的时候，马悦然不仅要求他的学生阅读、背诵和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且鼓励他们从事与现代中国文化相关的研究。现今仍然活跃在瑞典汉学界的知名学者罗多弼和优秀翻译家陈安娜都是其得意门生，他们在宣传推广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两种文化的互译和相互渗透。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而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品要成功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员，翻译是必要途径。源语与译入语的世界观可能迥然不同，“文字从一种文化环境被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去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解”。因此，必须懂得“翻译一个文本也是翻译一种文化”这个道理。如果译入语的读者不熟悉源语承载的文化因素时，那么就需要在前言或者导语中将这些文化要素集中阐明。在马悦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但或多或少都因为翻译的缘故而未能被西方接受。马悦然认为，一个作家当然主要为自己的同胞们服务，但是他也希望其作品能够超越语言的界限。要超越语言的界限，唯有依赖译者架设的桥梁。马悦然认为，由于受西方语言的腐朽和专横式的要求所掣肘，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译者会被迫明晰化原作没有的细节，从而不能传达中国文学蕴涵的独特普遍性和无时间性。因此很多人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但仍有一些译者成功地突破了这一文化边界，将中国文学的不朽之作译介给了西方，如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这充分证明了通过语言的互译，文化的互通共融在实践层面是可以实现的。

　　著名解释学家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视域交融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过程。与这种哲学阐释学的翻译观相契合，马悦然也将翻译看作是作者和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对话。而按照马丁·布伯的划分，对话可以分为“主体—主体”的模式和“主体—客体”的模式。在马悦然看来，作者和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借助翻译，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主体—主体”之间的交互、坦诚和共享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操纵、征服和利用的不平等关系。这实际上是对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拨，进而把翻译从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升为一种主体间交往对话的关系，并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融合。

　　(三)

　　翻译要注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马悦然特别注重语言形式，尤其是方言成分的翻译。因为，方言成分在表现作者审美旨趣和体现地域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像诗歌这种文学作品，诗人运用的方言不仅决定了语言的节奏，而且决定了诗歌的格律。在马悦然看来，不懂乐山话就很难体会郭沫若《女神》的音乐之美。而如果不知道鲁智深和杨志这两个《水浒传》中的经典角色是关西老乡的话，就很难发现只有他们会用“洒家”作为第一人称。因此，翻译应该尽量准确地表现原文中的方言特色，并在译文中进行恰当的模仿。翻译除了要注意语言形式特征，还要努力将其效果传达出来，因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是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品美学价值和独特性的体现。

　　译者需要具备一种“克己”意识。译者必须服务于原作，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其上。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含义，甚至包括原文的形式和结构所勾连的意义。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如此。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的译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此为生的职业翻译，水平不一而足，而且通常没有翻译作品的选择权。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特点是具备必要的语言基础，对文学充满兴趣并且可以自由地抉择想要翻译的作品。第三类翻译家本身就是作家或者诗人。他们翻译态度较为随意，还会通过译作展现自身的创造力。而马悦然将自己归为第二类，并把向瑞典同胞译介中国的文学作品视作己任。文学翻译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在此过程中，作为发现人和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在马悦然看来，一个译者肩负着两重责任，一重责任要不负原文的作者，另一重责任要对得起他的读者。因此，那种顺遂译者，任意裁剪语言、文化和文体的做法，马悦然是极不赞同的。而忠于文本，不增加，也不删减，忠实传递两个文化之间的信息，则是马悦然一直恪守的翻译准则。

　　马悦然既具有出众的语言天赋，又具有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鉴赏力，两者的完美结合使他扮演了一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中介的跨界角色，也成就了他成就斐然的翻译人生。作为一位颇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汉学家、翻译家，他促成了瑞典和中国之间的很多文化交流活动，为加深中国和瑞典相互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